青州龙兴寺佛教石雕造像
自西汉至明初，青州一直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早就开始建佛寺，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即建有宁福寺。龙兴寺在刘宋时期就开始修造，宋元嘉时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称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称大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青州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逐渐形成为一个佛教中心，寺院兴盛，龙兴寺即为其中代表，从出土造像可以想见寺院规模之宏伟。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窑藏共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以东魏和北齐时期的数量最多。青州地区曾先后隶属于南朝和北朝，南北文化上的交互影响较为明显，在公元469年北魏占领青州以前，青州长期隶属于南朝，所以在造像风格上与北朝造像有明显的不同。青州地区佛教造像除政治沿革遗留的影响，还应有不同地区交流的因素。这时海路可以与东南沿海相通，笈多美术通过海路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造像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如东晋义熙年间，法显自印度取经回国，返抵青州，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巍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留法显一冬一夏，法显所奉佛像自然是地道的笈多风格。
南梁时期，南方兴起了以丰满健康为美的社会时尚，大画家张僧繇，便是反映这种审美时尚的代表人物。6世纪中叶，北方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时尚，东魏后期的佛像虽然还穿着潇洒的褒衣博带装，但身体开始丰满了，大衣也变得轻薄贴体。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迎来了真正的中印佛像艺术的兼容期。北齐统治集团坚持恢复鲜卑人的习俗，推行汉人鲜卑化政策。同时，笈多美术样式与南朝张僧繇“面短而艳”的新风格强劲传入，使北齐佛教造像由北魏晚期以来的“秀骨清像”逐渐转变为面部丰满圆润，宽肩鼓胸，身躯敦实厚重，整体气势健壮雄浑的艺术风范。北齐多数造像衣纹疏简，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与面部宁静安祥的表情和谐一致，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衣裾，似乎都能感觉到筋肉的轻微起伏变化。润泽的体面与舒缓下垂的线条，使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气质。形象虽没有大的动态，却仍然可以体察到内在的活力，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感。这种疏洁朗润的风格使北齐雕刻艺术独具一格，明洁感人。
尤其是全身没有任何衣纹的立佛，更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震撼力。这种造像样式无疑来自笈多美术的萨拉纳特样式，但又有很大不同，萨拉纳特近于裸体的佛像，也没有衣纹，但透过湿水的薄衣，人的形体特征显露无遗，肩、胸、腹、腿一切都清清楚楚，符合解剖规律，也非常典雅圣洁，但总感觉太具体、太接近真实的人。而青州的立佛，身穿通肩式大衣，身体表面不刻任何衣纹，紧贴身体的大衣衬托出佛像的宽肩、细腰、宽胯，并没有深入刻画形体结构特征，只是胸腹部微微隆起，形体感觉流畅舒展。头部丰满，双目略微下视，嘴角内陷含有笑意，神情睿智慈祥，没有石头的物质感，也没有人体的形体特征，单纯、简洁、含蓄，强烈的精神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所谓宗教感、世俗感都不存在，有的只是晶莹明澈直入心扉的轻虚空灵，这是艺术上的至高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中国雕塑史上的杰作，更是世界雕塑史上的珍品。
魏晋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基本上都是贴壁圆雕或高浮雕，单体造像碑也大多有背屏。真正能够360°欣赏的圆雕，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与最好的作品就是青州出土的石雕佛像和菩萨像，这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虽然在形式上借鉴了印度笈多美术的样式，但造型特征与精神内涵完全是中国的。
青州龙兴寺佛教石雕造像在艺术状态把握上恰到好处，它把神性信仰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既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纯朴与温馨;既有严谨准确的造型，又有真实感人、个性突出的艺术形象，在技法上既造型精确到位，又生动潇洒、游刃有余，在精神表现上既植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审美格调上清秀疏朗，挺拔劲健，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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